法律的不确定性不仅来源于规范使用的可选择性、可修正性，而且还来源于法律本身的模糊性。

【[2015]新中刑一终字第48号】 5. 因信访而从党和政府的维稳部门获得过钱物。15 赵百川:《信访联席会议是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一种有效形式》, 《西安市人民政府公报》2005年第5期。

信访政策开始被置于宏大的国家治理和治理现代化的范畴下，此前的信访政策开始调整。[18]当信访中的扰序上访、无理上访直接入刑，实际上意味着对于信访工作的新认知、信访政策的新定位。第二种是口头劝返，就是不按照信访条例的要求往地方交办和转送处理，而是直接选择口头劝返，这样地方就看不到信访的数据。[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2013年9月30日下午，邓某某伙同其他上访人员再次到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门前，当时在场群众有十几人，被告人邓某某伙同他人将长623厘米、宽75厘米的横幅打开，致使在场群众惊慌，有几人立即离开现场，后邓某某收起横幅。

于2015年8月27日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30日由乾安县公安局水字派出所解回并刑事拘留。这一政策转型能否有效解决基层政府权威流失和访民社会动员威胁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一点主要是通过高度意识形态化法治问题的方式不断被确立、巩固、延伸和重复实践的。

运用这一方式，只要加上国别，比如中国，或者加上什么具体事项，比如预算法治，我们就能够大致实现符合所谓现实语境的确定化的要求。不论是撕裂还是缝合，它总是在现实的法治的整全世界中的一种运作，总会涉及若干种甚至无限多样种类的现实因素。用一项精确的法律代替一项模糊的法律，并不能使一个社会更加接近法治理想。这些因素相互嵌套、彼此渗透或互为前提，人们根本分不清何者在先何者在后，致使各种因果关系混杂在一起，无法区分是主因还是次因、前因还是后因、此因还是彼因。

与以司法裁判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法律方法相比，法治问题方法的选择具有更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在法律中扮演重要甚至关键角色的国家，法治问题的有偏性往往较小，反之则较大。

这些现实因素包括人的生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技术的和生态的等方面的内容。在笔者看来，这种偏向或其程度大小取决于法律在诸种现实因素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相反，这五个问题却在不同程度上贯穿于后者之中。[5]有学者主张，作为依法治国的框架，法治应当具备三项基本要素：一是通过认知预期与规范预期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稳定性、可预期性。

某种存在状态具有独特的根本性特点，这不仅决定了法治问题的不可还原性，也造成了它的自身转换问题上的非线性特点。法律问题总是会涉及数个或一系列的法律规则、整个法律体系，甚至深入到诸如道德、习惯法和政策等不同规范秩序中去。[13] 法治问题的上述三个特点之间相互联系而又互有区别。往往是在法律不能的情形中，法治问题会超越法律体系之外，而在道德、习惯法和政策中来寻求自身的解决之道。

法治问题和法治本身一样，都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一如法律一样，法治问题语言上的不确定性的渊源也大致包括它的不精确性、开放性、不完整性、不可通约性、不可测度性、可争辩性、家族相似性和虚假标准、语用模糊以及歧义性等，[10]前人们主要和应当关注三种法治问题的不确定性：知识不确定性、方法不确定性和制度不确定性。

但如何实现理论叙述层面上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化呢？问题化，即由言说法治到探讨法治问题的转变，不仅能够有助于法治理论建构与其实践展开的现实语境的确定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够实现法治研究理论叙述上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进而补救和矫正上述关于法治的择而不决的困境。这种影响也会波及规范选择，进而造成法治问题的制度不确定性。

显然我们不能得出这三个特征涵括了法治问题所有特征的结论，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至少明确了时代背景下法治问题多元聚合性本质的基本含义。法治问题性质的描述与其解决方法的选择绝对依赖于这种差异化的认知格局。不论是远观清末修律变法以来的百年中国法律发站史，还是近描改革开放40年的法治认知历程，都清晰地表明了这样的一条规律。直接发生在医患双方之间的医疗矛盾不会以医疗纠纷、医疗案件和医疗群体性事件等状态形式次第展现出来，而是以跳跃的方式，非连续性地呈现真实的存在状态。更加坚实地将法治置于各种现实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来考量和建设，我们就能够不断擢升法治问题与法治体系之间的契合程度，由此构建的法治体系才会具有更高程度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现实性，进而它才是当代中国的。而在2015年11月1日之后，它将主要由刑法调整，更倾向于被视为一个刑事法律问题。

三、有偏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 (一)有偏性 人类认知法治世界的方式，就像认知整全的世界一样，一个是所谓分析的方式，一个是所谓综合的方式。归纳起来，通过一定方法来限缩时空条件是实现这一策略的最终方式。

针对产生的原因，补救或矫正这一困境的具体策略，一是要在理论叙述层面上实现由抽象到具体的转换，二是需要现实语境的确定化。这一过程与人们的法治认知相伴而行、共生共荣。

法治中国构思，要以现实存在的问题为导向，才可能是有的放矢、切实有效的。他处有风景，关注并呈现其他构成维度在认知法治问题性质与特征上的价值和作用，是我们更切近地把握和解决法治问题的必要方式。

之所以第三种理论主张看起来更为合理，也更具有实用性，就在于它运用并符合这一具体策略。有学者思考并求解法治是一种理想还是一种现实。[4]更为普遍和流行的做法则运用形式和实质的二分法，将法治区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种不同的类型。这种开放性决定了针对某一具体法治问题，人们并没有事先确定的唯一的具体方法可资依循。

由于它们彼此混杂在一起，既相互催化又彼此掣肘，以及度量它们的有效信息彼此之间的递归属性，就使得人们希冀通过发现、发掘全部影响因素及其有效信息的方式来全面、准确、具体和详细地描述法治问题的努力始终呈现一种现实的不可能状态。尽管这种特点具有必然性，但在其偏向或程度大小上，不同主体所面临的法治问题却有所不同。

毕竟，与法律问题相比，法治问题会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上涉及更多现实因素，需要考量的要素越多，方法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就会越强。因此，通过迫近、类化甚至通化、制式化认知主体知觉法治的方式来提升人们关于法治问题性质的认识是有限度的。

一直以来，不确定性始终被视为威胁人们追寻法治和正义的一大障碍，但在确定性神话不断被浇灭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这一点，一项模糊的法律并不必然代表着某个法治的欠缺。[7]季卫东：《问题导向的法治中国构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

事实上，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关于法治问题甚至法治本身的言说，都是通过择取一个或几个关键因素或重要变量结构化自身的方式来展现其内在逻辑的。比较线性方式而言，这种非线性演化方式令法治问题具有鲜明和强烈的动态性。季卫东教授主张，在讨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法治秩序构建时，我们必须面对功能分化、理性化、科层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等五个问题。爱因斯坦曾说：问题的性质与特征远比问题的解决方法更为基础，因为问题的界定与呈现本身蕴含着问题的解决思路与办法。

三是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护卫个人权利和自由。真切的表征它的这种存在的，正是法治问题本身。

这些具有不同目的和层级的法律社会制度严格遵循既有制度安排，依据自身本位制度行事，切割定性和解决法治问题的一体性制度安排，令其呈现多重碎片化状态，甚至画地为牢，互设壁垒，各自为政，使法治问题的定性和解决始终处于某种不确定性状态。[1]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教授的表述更为直白，他说为本身方法论费心忙碌的科学，常常是病态的科学，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人多数是病人一样。

形式法治模式的各种版本都聚焦于法制的恰当渊源与形式，而实质法治还有法律内容上的要求，即法治还要符合正义的要求或某些道德原则。更加坚实地将法治建设置于各种现实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来考量，我们就能够不断擢升法治问题与法治体系之间的契合程度，由此构建的法治体系才会具有更高程度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现实性，进而它才是当代中国的。